吳敬璉:中國“基本經濟製度”的探索與確立
2026-04-16 05:28:06
與思想領域的辯論相伴而行的,是實際經濟發生的新變動。爭論的結果,是 1997 年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取得了重大突破,確定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作為“至少100 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
世紀90年代上半期市場取向改革的整體推進,使市場經濟的輪廓日漸顯現出來,原來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和準國有的“集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下降到50%以下。
但是直到這時,市場的產權製度基礎還不明確。占比很大的“民營經濟”產權關係模糊,其中日益壯大的私有經濟的正式地位隻是“公有製經濟的補充”。為了取得生存空間,不少私有企業依附於國有或集體企業,靠讓渡部分控製權和給公有製企業繳納“管理費”來換取一頂“公有製企業下屬單位”的“紅帽子”。
現實的經濟發展與蘇式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框架的矛盾在持有不同觀點的人群中引起了極不相同的反應。兩種觀點之間的碰撞終於在1996年末、1997年初引發了一場我國應當采取什麼樣的基本經濟製度的大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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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市場交換,說到底,無非是在不同所有者之間進行的產權交換。然而觀察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到90niandaichuqidezhongguojingjigaigehuifaxianyigedutedexianxiang,jiushibulunshililunlunshuhaishizhengcetaolun,douyishichangdejiangouweizhuyaoneirong,erhenshaoshejishichangdechanquanzhidujichu。jiuqiyuanyin,naishichuantongguannianrengrantongzhizherenmendetounao。xuduorenrengranyiwei,gongyouzhi,tebieshitade“高級形式”——國有製天經地義地是社會主義國家唯一的經濟基礎。任何離開這一訓條的想法,都屬於離經叛道。
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製度,在斯大林的親自指導下由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說得十分清楚。它寫道:“生產資料公有製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公有製在國民經濟的一切領域內都占有絕對統治地位”。“社會主義公有製有兩種形式:(1)國家全民所有製;(2)合作社集體農場所有製。”其中,“國家所有製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占優勢的、起主導作用的所有製形式”體現著“最成熟、最徹底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國有製“這一社會主義所有製的高級形式,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著領導的和決定的作用”;集ji體ti所suo有you製zhi是shi在zai農nong業ye生sheng產chan力li發fa展zhan水shui平ping不bu夠gou高gao的de情qing況kuang下xia作zuo為wei一yi種zhong權quan宜yi之zhi計ji保bao留liu下xia來lai的de,當dang農nong業ye生sheng產chan力li得de到dao一yi定ding程cheng度du的de提ti高gao,集ji體ti所suo有you製zhi就jiu應ying當dang逐zhu步bu向xiang“全麵的全民(國家)所有製”過渡。
蘇聯的製度模式對社會主義陣營中各國的經濟製度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根深蒂固、不容任何懷疑和討論。早在1953年毛澤東修訂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中就明確指出:“這條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製成為我們國家和社會唯一的經濟基礎。”在國有製和準國有的集體所有製成為唯一的經濟基礎以後,又製定了“窮過渡”的方針,要求早日過渡到“全麵的全民所有製”,即全麵的國有製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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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開來自傳統意識形態的巨大政治障礙,鄧小平等領導人采取了種種變通政策和“不爭論”等策略手段,緩步鬆動國有經濟的絕對控製,使民間創業行為獲得一定的活動空間。
在1979年,中國政府宣布允許外國投資者在中國設立合資企業,同時允許個體勞動者在一定範圍內開展活動。然後允許個體業主在不超過7個人的限度內少量雇工。與此同時,在農村允許包產到戶,使農民家庭農場得以普遍建立,繼之以鄉鎮企業的發展。
不過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私人企業仍在禁止之列。1982年1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現固和發展。”“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這部《憲法》完全沒有提到私營經濟。
但是在1981年,不超過7人雇工的限定大門打開以後,私營企業雇工人數很快突破了7個人的限額,使雇傭勞動的私營經濟實際上開始發展。雖然鄧小平主張“看一看,不要貿然禁止”;一些地方政府由於私營企業具有活躍地方經濟、解jie決jue就jiu業ye問wen題ti等deng方fang麵mian的de積ji極ji作zuo用yong,往wang往wang對dui它ta們men采cai取qu默mo認ren乃nai至zhi暗an中zhong鼓gu勵li的de態tai度du,但dan在zai相xiang當dang長chang時shi間jian內nei,私si營ying企qi業ye的de活huo動dong處chu於yu不bu合he法fa或huo半ban合he法fa的de狀zhuang態tai,許xu多duo私si營ying企qi業ye隻zhi能neng采cai取qu投tou靠kao公gong有you製zhi企qi業ye,戴dai“紅帽子”的辦法來取得自己的生存空間。
直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宣布“私si營ying經jing濟ji一yi定ding程cheng度du的de發fa展zhan有you利li於yu促cu進jin生sheng產chan,活huo躍yue市shi場chang,擴kuo大da就jiu業ye,更geng好hao地di滿man足zu人ren民min多duo方fang麵mian的de的de生sheng活huo需xu求qiu,是shi公gong有you製zhi經jing濟ji必bi要yao的de和he有you益yi的de補bu充chong”,私營企業才正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接下來,198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把“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寫進了《憲法》。這時,作為公有製經濟補充的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得到了法律的正式確認。不過,直到這時,私營經濟仍然被限製在“公有製經濟的補充”的範圍內,謹慎地使民營經濟的發展不致影響到“公有製為主體,國有製為主導”地位的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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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sui然ran對dui於yu私si營ying經jing濟ji的de發fa展zhan有you種zhong種zhong限xian製zhi,但dan是shi私si營ying企qi業ye憑ping借jie它ta們men的de適shi應ying性xing和he競jing爭zheng力li,仍reng然ran在zai與yu國guo營ying經jing濟ji的de競jing爭zheng中zhong逐zhu步bu壯zhuang大da。與yu之zhi相xiang對dui應ying,國guo有you企qi業ye在zai工gong業ye總zong產chan值zhi中zhong的de占zhan比bi,也ye從cong1978年的78%,下降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55%左右。
這時,黨政領導開始意識到,需要對“公有製為主體、國有製為主導”老提法做出某些新的解釋,以便給予非公有製經濟更大的活動空間。
這樣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對這一提法在解釋上做了少許鬆動。它寫道:“就全國來說,公有製在國民經濟中應占主體地位,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公有製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製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麵”,“國家要為各種所有製經濟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創造條件,對各類企業一視同仁”。
然而,這一新闡釋盡管十分小心謹慎,仍然引起了一些堅持國有經濟統治地位和質疑民營經濟發展的政治家、理論家的不滿。他們在1995-1997年間,先後寫了四份基本傾向一致、內容和側重點有所不同的長篇文章(俗稱“萬言書”),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方針政策提出了強烈質疑。特別是在1997年初中共十五大召開前夕,他們發表了“第三份萬言書”《關於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的若幹理論和政策問題》,對發展多種所有製經濟的改革方針進行了批判。這份“萬言書”認為,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對“公有製為主體”和“國有製為主導”的新闡釋“相當普遍地被接受”,“是一個不幸的事實”;同時,全麵論證了自己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的主張,即“社會主義把全民所有製(即國有製)作為公有製的高級形式和必須追求的目標”。
文章說,要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做到:第一,“國有經濟,主要是幾十萬個大、中、小型獨立核算的工業企業以及國家經濟命脈部門保持統一完整的體係”;第二,“國有經濟必須主導集體經濟”;第三,“公有經濟必須將非公有經濟置於補充地位”。
這份“萬言書”還尖銳指責政府聽任非國有工業的增長勢頭大於國有工業,“使國有工業的比重大幅下降”。它聲稱,如果集政權與所有權於一身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能用政權的力量保衛國有企業,就無異於在執行一種“戈爾巴喬夫式的錯誤路線”。
主張市場經濟改革的人們對“萬言書”給予了正麵的回應。
首(shou)先(xian)作(zuo)出(chu)回(hui)應(ying)的(de),是(shi)原(yuan)深(shen)圳(zhen)市(shi)委(wei)書(shu)記(ji)厲(li)有(you)為(wei)。他(ta)在(zai)中(zhong)共(gong)中(zhong)央(yang)黨(dang)校(xiao)學(xue)習(xi)班(ban)上(shang)的(de)一(yi)次(ci)講(jiang)話(hua)中(zhong)說(shuo),要(yao)把(ba)全(quan)民(min)所(suo)有(you)製(zhi)與(yu)國(guo)家(jia)所(suo)有(you)製(zhi)區(qu)分(fen)開(kai)來(lai)。在(zai)社(she)會(hui)主(zhu)義(yi)初(chu)級(ji)階(jie)段(duan),由(you)全(quan)社(she)會(hui)占(zhan)有(you)生(sheng)產(chan)資(zi)料(liao)的(de)全(quan)民(min)所(suo)有(you)製(zhi)是(shi)一(yi)種(zhong)“理想化的、不實際的占有形式”,因為國有企業職工以外的人民群眾並沒有任何財產處置權和收益分配權;erguojiasuoyouzhizeshiyitongzhijiejideguojiaweidaibiaodezhanyouxingtai。guojiasuoyouzhiyuqitaxingshidegongyouzhihuosiyouzhikeyitongshibingcun,huweitiaojian,huxiangyicun,gongpingjingzheng。wuchanjiejideguojiasuoyouzhi,gengshiyiyucongshishehuixiaoyiweizhu、公益性為主的行業和事業,屬於市場競爭性的行業,不宜由國家所有製壟斷或占主導地位。
在他的心目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有製,與馬克思、engesiyuyandeyouquanshehuizhanyoushengchanziliaodequanminsuoyouzhixingshibutong,biaoxianweiduoshurenzhanyouduoshushengchanziliaodezhanyouxingshi。jutidishuo,duoshurenzhanyouduoshushengchanziliaodegongyouzhikeyiyouyixiajizhongshixianxingshi:各級政府所有的公有製,統稱為國家所有製;社區集體形成並集體擁有的資產,可稱為社區所有製;勞動者個人投資集合成的集體資產,即集體所有製;社團投資形成的資產,可稱之為社團所有製;勞動者在大公司購入股權因而轉化為不可分割的集體資本,可稱之為社會占有製;把技術作為資本投入形成的技術資本和把科學管理能力作為資本投入形成的經營資本等等。除以上公有製形式外,私人資本、單獨經營、私人所有的私有製經濟在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允許存在和發展。“上(shang)述(shu)各(ge)種(zhong)所(suo)有(you)製(zhi)經(jing)濟(ji)互(hu)相(xiang)融(rong)合(he)形(xing)成(cheng)的(de)經(jing)濟(ji)實(shi)體(ti),則(ze)為(wei)混(hun)合(he)所(suo)有(you)製(zhi)。隨(sui)著(zhe)生(sheng)產(chan)力(li)的(de)發(fa)展(zhan)和(he)生(sheng)產(chan)的(de)社(she)會(hui)化(hua),混(hun)合(he)所(suo)有(you)製(zhi)的(de)實(shi)現(xian)形(xing)式(shi)會(hui)越(yue)來(lai)越(yue)多(duo),越(yue)來(lai)越(yue)普(pu)遍(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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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課題組對“第三個萬言書”做出了更加深入和全麵的回應。
他們從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麵提出自己的觀點:
從理論方麵說,他們指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理想,本質在於追求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一個國家是否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並不是由國有經濟所占份額決定的……隻要共產黨采取正確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了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都是有保證的。”
“第三個萬言書”所謂“社會主義把國有製作為公有製的高級形式和必須追求的目標”,無非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關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特征的舊調重彈。這些觀點已經成為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主要障礙。十分有必要“擺脫蘇聯模式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束縛,對社會主義作出更明確的定義”。
他們指出,由於不恰當地規定國有製的地位和作用,已經出現了國有經濟布局太廣、“十個指頭按不住幾百個跳蚤”的情況,因此應當從“一般性競爭領域”退出,集中到“國家必須管的戰略性部門”上去。
與此同時,“應當鼓勵對多種公有製形式(如各種形式的基金和基金會、各種形式的合作組織、社區所有製)的探索和開拓”;“除公有製經濟外,適應現代生產力的多層次性和個人創造性的重要作用,應當支持和鼓勵各種非國有經濟成分,包括合作社經濟、民營經濟以及外資經濟的發展”;“國家應當對各種經濟成分采取一視同仁的政策……著力營造平等競爭的環境,實現在市場規則麵前人人平等”;“而不能將它局限於國家所有製和蘇式‘集體所有製’,更不能把國家所有製看作‘公有製的最高形式和社會主義必須追求的目標’”。
與思想領域的辯論相伴而行的,是實際經濟發生的新變動。常言道“形勢比人強”,經濟體製的實際運行狀況比理論論證更加雄辯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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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仍然占有中國經濟半壁江山和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陷入了困境。
隨著上世紀90年代初期全麵改革的啟動和民營經濟的發展,一方麵供給增加使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轉變為供過於求的買方市場,另一方麵民營經濟從“拾遺補缺”的(de)補(bu)充(chong)地(di)位(wei)逐(zhu)漸(jian)壯(zhuang)大(da)成(cheng)為(wei)國(guo)民(min)經(jing)濟(ji)舉(ju)足(zu)輕(qing)重(zhong)的(de)組(zu)成(cheng)部(bu)分(fen)。這(zhe)兩(liang)方(fang)麵(mian)的(de)變(bian)化(hua),都(dou)使(shi)市(shi)場(chang)競(jing)爭(zheng)日(ri)趨(qu)激(ji)烈(lie),而(er)不(bu)能(neng)適(shi)應(ying)這(zhe)種(zhong)變(bian)化(hua)的(de)國(guo)有(you)企(qi)業(ye)逐(zhu)漸(jian)陷(xian)入(ru)困(kun)境(jing)。到(dao)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虧損增加,效率和盈利每況愈下。
從國有企業的狀況看,198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麵為10.7%,到了1995年虧損麵已達到國有工業企業總量的33.3%,1998年進一步發展到47.4%。1998年,國有企業累計剝離下崗職工總數達到1350萬人。從全部國有企業的狀況看,1993年國有企業還有1667.3億元的淨盈利,之後就逐年下降,1997年降到539.8億元,1998年甚至出現了78億元的淨虧損。從地域上看,遼寧、吉林、黑龍江東北三省作為老工業基地,成為國有經濟陷於困境的重災區。其中尤為突出的是作為我國工業重鎮的遼寧省。到1997年,全省國有企業已經連續三年淨虧損。當時的926戶國有大中型企業中,有491戶是虧損戶,虧損麵高達53%,一大批企業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由於國有企業虧損嚴重、涉及麵廣、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被稱為“遼寧現象”。
來源:民商雜誌
編輯:楊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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