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收入是經濟晴雨表。新中國成立70年間
，財政收入從62億元增至約26萬億元，增長4100多倍；財政支出則從68億元增至約30萬億元，增長了4400多倍。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葉青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折射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
，成為經濟規模居世界第二的大國
，其中財政對經濟發展的支撐非常重要。

　　第一財經梳理近70年經濟數據發現
，財政收入快速增長與經濟增長趨同。

　　“國家財力逐步增強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政府有強大財力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基礎。”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說。

　　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成正比

　　占GDP比重隨改革變化

　　從曆年GDP和財政收入增速看，經濟增長越快，財政收入增長越快，反之則越慢。

　　1950年我國財政收入約62億元
，2018年這一數字(窄口徑，僅指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躍升至183352億元
，後者是前者的約2956倍。如果加上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75404億元，那麼2018年財政收入達258756億元，是1950年財政收入的4173倍。

　　財政收入走勢，折射出不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下財稅體製的變革。

　　新中國成立之初
，百廢待興，財力分散薄弱
，在計劃經濟時期建立了“統收統支”的財政體製。這反映在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維持在較高水平，1960年達到39.3%最高點。

　　1978年以後
，改變了經濟管理體製中權力過於集中的狀況
，財政分配開始“放權讓利”，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企業和個人在國民經濟收入中的分配比重提高，政府收入比重下滑。1978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逐步下滑，從31.1%下滑至1993年的12.3%。

　　施正文稱，這一時期全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迅速下降，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甚至向地方借錢過日子。這導致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大幅下降
，全國無法形成統一開放的市場。

　　為了改變這一局麵，中國推出曆史上最具深遠影響的分稅製財政體製改革
，改變了此前的財政包幹體製。

　　1994年推出的分稅製改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範圍最大、調整力度最強、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財政體製改革。它正確地處理了中央與地方分配關係，促進國家財政收入合理增長。合理調節地區間財力分配
，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全國統一市場和企業平等競爭。

　　葉青表示
，分稅製改革後，保證中央和地方收入的穩定

，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逐步提高
，這跟中國體製機製變革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受這次改革影響，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在1995年觸及曆史10.3%最低點後，逐步上升至2013年(注：按統計局同口徑，財政收入僅指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最高點22.7%。

　　2013年之後，為了減輕企業負擔
，減稅降費規模越來越大
，2019年達到曆史罕見的2萬億元。受減稅降費影響，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所下滑。2018年這一數字降至20.3%。

　　財政收入步入中低速增長，財政支出結構調整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受此影響和1994年分稅製改革
，中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期，財政收入連續20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

　　2013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財政收入也進入中低速增長。2013年以來財政收入增速開始逐步放緩至個位，2018年為6.2%。

　　“由於經濟體量和財政收入基數大
，6%左右的增長依然是較高的數字。近些年為了給企業減負，減稅降費力度越來越大，財政收入增速明顯下滑，但企業負擔減輕有利於激發市場活力。”施正文說。

　　稅收收入是財政收入主要來源，近70年稅收收入的變化背後也折射出稅製改革的影響。

　　以目前第一大稅種國內增值稅為例：

　　1984年增值稅正式設立
；1985年增值稅收入約148億元，占稅收收入比重約7.2%，此後比重逐步提高；1994年分稅製改革以完善增值稅製度為主
，增值稅征收範圍擴大
；2004年開始由生產型轉向消費型經濟，2009年固定資產進項稅可全額抵扣，增值稅占比逐步下滑。

　　隨著2012年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啟動

，到2016年營改增全麵推開
，增值稅占比從2015年最低值24.9%提高至2018年39.3%。隨著新一輪增值稅製度深化改革啟動
，減稅和稅製完善成為最大亮點，增值稅稅率大幅下調，進項抵扣範圍不斷擴大，增值稅占稅收收入比重有望進一步下降。

　　另一方麵，從支出角度也反映著中國經濟結構和財政角色的變遷。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屬於生產建設性財政
，國家承擔著發展工業、增加農業投入、擴大基礎設施等建設重任，財政用於這方麵支出比重較大。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逐步轉變為公共財政，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等民生保障類支出比重不斷加大。

　　新中國成立初期，基本建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普遍超過30%，最高的年份超過50%
，1978年這一比重為40%。改革開放之後，這一比重逐步下滑後趨於穩定，2006年為12%。

　　與基本建設支出占比下滑相反，財政用於民生保障類支出占比不斷提升
，不少省份民生保障類支出占比達百分之七八十。

　　比如，2018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約22.1萬億元
，其中教育支出約3.2萬億元，占比約14.5%；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約2.7萬億元

，占比約12.2%
；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約1.6萬億元
，占比約7.2%。

　　土地收入從1萬億到6萬億元

　　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之外，政府性基金收入規模近些年也不斷擴大
，尤其是2008年土地出讓收入全額納入預算管理，政府性基金收入不斷攀升。

　　根據財政部數據，2008年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約1.56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收入約1萬億元，占基金總收入比重約64%。隨後幾年數據呈現波動上升態勢，到2018年，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約7.54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收入約6.51萬億元，占基金總收入比重約86%。

　　“地方賣地收入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財力，近些年房價上漲帶動土地出讓價格攀升，直接驅動賣地收入大幅上漲。”葉青說。

　　近十年中
，2009年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同比增幅最高，達108%。當時官方解釋是
，收入增長主要是土地供應增加、地價總體水平上升以及收入管理加強等因素所致。

　　1998年中國啟動費改稅之後，地方收費權力被抑製
，越來越依賴土地出讓收入。土地財政為城市發展和建設提供巨額資金，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也帶來一些弊端。不少專家認為土地財政不可持續。

　　“未來隨著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推進，房地產稅推出

，土地出讓收入製度會有重大變化
，規模可能會逐步減小。”施正文說。

　　在施正文看來，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的支柱
，70年裏財政收支數據變化背後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
，而這又跟財稅體製改革、國家治理理念變革緊密相連。